國文科顧老師抿著嘴，似乎有苦難言。無悔的付出收到同學窩心的打氣，勉強把淚水止住，她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應該也知道校方給我一些『建議』，你們應該也知道我的聘書是校長發給我的，校長的任命權跟督學很有關係，督學很關切學生的受教權……」
某位同學氣憤地說：「顧慮到某人上音樂課的受教權，就不管我們其他人更多人想上國文課的受教權？」
顧老師急忙安慰：「這是上天對我的考驗。不要擔心。」
「我們可以寫一封信給督學說明，這是我們自行要求老師上國文的（跟老師無關），就算要處分就處分我們好了。」李哲志大義凜然，一方面也轉移焦點，免得好友被大家怨。
顧老師嘆了一口氣，「你們太天真了。大人的處理方式不是你們想的那麼簡單。老師對你們的付出，你們銘記在心裡就好了。」又嘆了一口氣。
只是多年後，同樣身在教育體系的李哲志才明白，國文老師表面上的息事寧人是出於對整個體制的無聲抗議，因為有權力的人才有發言權，要是不服上面的「建議」，在封閉的教育體系裡，事情的發展只會更棘手，對勢單力薄的基層教師恐怕不利。
當時，督學離開之後，校長做了一個動作，即是透過教務林主任，請國文老師來「喝咖啡」。
「顧老師，我想學生已經向督學反應妳借用其他課的時間來上課考試，我當然知道妳的立意良善，可是……，這樣的作法可能不是很恰當……」林主任開門見山。
「我這麼努力幫學生（借課）複習已經很多年，就因為一個學生跑去跟督學告狀，就抹煞我的努力，你去問問看班上同學，大家為了考上好學校，有誰不想借課上國文。」顧老師講得既氣憤又失望。
「顧老師，話也不能這樣說……」林主任漸漸擺出官腔，「本來未依課表上課就是不對的。這位同學提到說，國文老師從來不曾傾聽學生想不想借課上國文，說是被壓榨了上音樂課的機會。我們行政人員要依法行政，也希望教師能按表操課。」
感覺起來在影射上國文課是一種對學生的折磨與剝奪，這對國文老師來說情何以堪，畢竟老師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辛辛苦苦在台上揮汗指導，竟引來督學的質疑，而校長主任又沒肩膀第一時間跟督學說明清楚。
顧老師不能苟同這種官腔說法，「我義務幫他們加強國文，居然說我壓榨？如果我不多上一點課來逼學生唸書（重視），考得上國立的人數能維持一定的水準嗎？每次大考一放榜，教務處不是最喜歡把國立考上幾個人掛在嘴邊。不可能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吧。」她氣到發抖。
林主任潤一潤嘴唇，推了推眼鏡連忙安撫，「其實，挪用音樂課上國文本來就是……，有錯在先。」
「我義務幫學生上課，有錯？」
「顧老師，我不是這個意思……」主任突然覺得這樣講不太得體。
「如果段考成績不理想，家長跑去跟校長告狀，又說老師上課不認真，到頭來壓力還是在老師身上，哪像你們（這些當主任的）名義上有監督之責，責任不都是我們在第一線的要扛。」來自家長的壓力也是整個事件的共犯結構之一，如果老師不用承受學生的成績壓力，也就不需要借課了。
「講到成績，校長看了一下這次段考的成績……」
「你是暗示我補課沒成效？」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林主任語氣堅定。
顧老師露出「你跟老狐狸根本是一國的啊」。
夾在中間的林主任一時沉默了，一方面來自校長的壓力要把這件事圓滿處理好，不要再出現借課的情形，以滿足督學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安撫認真負責的老師，協調與該班同學們（幫括張富傑）之間不要再繼續誤會下去，造成師生相處上的尷尬。
「大家都在喊教育改革，說要解除學生被迫學習的痛苦，但學生痛苦沒解決，卻增加了老師的難處……」此時，顧老師瞥見桌上報紙的一篇報導，如下：
桃園縣政府期望透過「希望工程教育基金」照顧經濟弱勢學子，協助孩子獲得資源向上提升，今年獲頒希望工程教育基金的同學共有十位，其中一位郭同學以學測高分考上武陵高中，他出生於單親家庭，一家三口靠母親當早餐店雇員及每月一千多元的生活扶助金維持家計，儘管身處困頓環境，卻見他與母親艱苦相伴感情深厚，樂觀的他不曾想過奢華的生活，也不厭惡艱苦的日子，在學期間成績優異，國中畢業還獲得縣長獎，未來希望能進台大，成為科學家……
「主任你看，新聞不是最喜歡報導這種『弱勢家庭，卻能維持成績優異』的例子，都在強調成績，你說我們當老師的，能不多上一點課加強學生的程度嗎？」
林主任依然語氣平淡，隱約透出身為主管的威嚴，「顧老師，你的教學成果大家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可是，站在學生的角度，申訴的同學說妳沒有問過他們想不想上國文課就擅自……」
顧老師立刻反駁：「我絕對、絕對詢問過同學的意見，有超過一半的人舉手同意補課，不然你可以跟他們班的班長求證。」
於是，林主任找來班長，一對一問話（避免顧老師在場，影響班長的回答）。
班長不假思索回答：「國文老師有問過我們，只是有人（張富傑）上課都在睡覺，搞不好根本沒聽到，也沒舉手表示意見，就這樣抹黑國文老師。」還強調超過一半的同學對張富傑的舉發行為很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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